采用经过事先设计好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模式，光伏发电面向社会的商业化推广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可以实现
《太阳能发电》杂志记者 吴军杰
一边通往天堂，另一边则可能走向地狱。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市场的发展模式，正行经一个岔路口——要么有可能逐渐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化发展，要么则可能最终成为由政府兜底的非市场化产业。
这种左右为难，由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的意见稿所引发的争论，更多地展现在了舆论面前。而传闻原本将在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却渺渺无期。或许也预示着，对后续发展方向，还存在着某种博弈与权衡。
尽管成本仍高于传统化石能源，但在政府补贴的参与下，采用经过事先设计好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模式，光伏发电面向社会的商业化推广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可以实现，这有德国及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区的成功发展模式为证。
不过，虽然全社会都有承担清洁发展成本的责任和义务，但全民负担新能源发展成本的模式依然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最大的争议在于，谁才该为排放和污染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这已然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已有之，由先发展国家和地区以及排放量大者，向后发展地区和清洁能源供应者，购买其为清洁发展所付出的高成本部分，以实现排放的减少和促进清洁能源价格的市场化。
这一模式，被普遍认为是当前推动清洁发展的最好机制。其中，碳减排权交易以及碳税，被认为设计科学、合理。
但是，理论上美好的模式，在现实中却并不一定能够得以实践。这种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也可以在一国内部施行的模式，之所以难以推行，其中最大的阻力，无疑正是来自于所涉及利益方的博弈。全球范围内如是，国内市场亦不例外。
惹争议的意见稿
日前，国家发改委向部分政府机构和光伏发电企业下发了《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的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一度引发业内激烈争论。
该《意见稿》根据各地太阳能资源状况的不同，将全国分为四类太阳能资源区，并制定了对应的上网标杆电价。同时，对分布式发电和大型地面电站也进行了区分。
客观地说，《意见稿》在此前基础上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除了有差别的区域标杆上网电价更合理地体现出资源和收益的差异外，首次明确光伏电力的高价收购年限为20 年，无疑是给予光伏电力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
中盛光电集团首席执行官佘海峰就认为，相对2011 年的光伏上网电价政策，这次政策显得更为细化，更有针对性。
不过，接受《太阳能发电》杂志采访的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意见稿》中全国按Ⅰ类资源区至Ⅳ类资源区0.75 元~1.00 元的标杆电价，明显低于目前的投资回报需求；同时，《意见稿》仍未能解决光伏电力投资商们更为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
伏能士( 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云认为，应该在意见稿的基础上再增加2~3 毛钱，不然，“没有合理的回报，整个市场的发展会受到抑制，特别是对于缺少金融支持的民营资本投资而言。”他表示，市场并不缺少资金，只要有合理的投资回报预期，自然会有与之相匹配的资金规模进入。
而在天威（成都）太阳能热发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学斌看来，按区域划分电价补贴仍是一种粗放的补贴方式，因为涉及到太阳能发电收益的敏感因子很多，诸如太阳能资源、能源需求、土地、自然环境等。不过，周学斌也表示，一个新产业的发展历程，必然要经过从无序到有序再到规范运作。因此，要冷静分析和对待即将出台的电价政策，既不过于乐观，也不过于悲观。
而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徐征教授则认为：“电价的及时结算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应该有明确（结算补贴）的时间节点。”但他同时也表示，意见稿仅仅只是体现出国家政策的大方向，还不是具体的补贴政策。
上海淘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剑洲也认为，这类大规模财政补贴政策的意见稿，一般都会低于市场预期，然后在获得市场反馈之后再给予调整。
但独立电力运营商天华阳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苏维利则对《意见稿》给予了较为悲观的评价，他表示，从《意见稿》中，很难看到这个市场能够发展起来的希望。
“实际上，无论是五大电力集团还是能源投资公司，大家对具体的电价并不是那么在意，大家更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限发的问题，第二是补贴的及时结算问题，这两者才是现在中国光伏市场的命门。”苏维利认为，如果不能就这两个核心问题给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在国内投资光伏电站即使短期内有一部分企业能够挣到钱，但这个市场也很难发展起来，很难形成良性循环，因为，“无法形成一种可以商业化运营的模式。”
对于具体的电价，苏维利并不认为是最重要的。“未来光伏补贴电价肯定是成下降趋势，无论现在调还是不调，下降趋势是一定的，1 元的概念也是迟早要被破掉的。” 他说。
但对于限发问题，苏维利则相当重视，“这才是投资者最应该重视的问题，国内风电市场已经是最好的前车之鉴，现在持有风电的企业包括央企在内都饱受其苦，限发带来的亏损非常严重。而这种亏损，还是指电网认账的部分，实际上还有很多发的电是没有人认账的。”
商业化的可能
许多人都认为，光伏发电的商业化发展，在于其成本能够实现与火电的平价竞争。实际上，这可能正在成为发展光伏等新能源的一个误区。
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专家表示，暂且不论火电等传统能源的成本计算方式是否科学、是否涵盖了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仅就政府补贴来看，对于传统电力明着暗着的补贴，其比例并不见得低于光伏发电。所以，“在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光伏发电完全可以实施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光伏发电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
徐征则认为，国家补贴绝对不应该成为光伏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表示，随着全球能源危机和气候环境的日益恶化，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在近年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其中更为科学、合理的办法，应该是碳减排权的交易和通过收取碳税来筹集清洁能源的发展资金。
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能源危机背景下，徐征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鼓励传统电站（如火电）向光伏发电购买碳排量等政策来盘活和发展光伏行业。”
对于周学斌而言，在光伏行业的六个年头就像是在坐过山车，惊险、刺激。他认为，光伏行业最主要的问题是行业的顶层设计，从生产制造到应用市场都需要在基于市场竞争的法则下做好总体规划，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景式解决问题。
对于政策的犹豫，在拥有多年海外光伏电站投资经验的苏维利看来，“这其实取决于政府想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发展中到底想用多少钱来买单。”苏维利说，中国光伏行业此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出口挣外汇的基础上，因此管理层和地方政府都极力支持。“但现在要自己买单了，就开始犹豫了。”
苏维利表示，如果政府不想出钱，也有办法，比如采取罗马尼亚、美国新泽西州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实行绿色证书制度和碳交易制度，“谁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高，折算成每吨二氧化碳多少钱，这个钱专款专用。比如我是做太阳能电站的，我的电站减排了多少二氧化碳，我就可以从政府拿到相应的减排的钱。还可以允许企业之间直接交易，也就是实行绿色证书的市场化交易。这种市场化的方式，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快速降低碳交易的成本，并促进各方成本的降低，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在上述能源专家看来，许多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行业，实际上都不能称之为完全的商业化发展，而是在政策和财政补贴下的部分市场化运行，包括能源、铁路等行业在内，莫不如此。“实际上，这依然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他表示，从未来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长远角度来说，发展清洁能源是必然的方向，光伏发电存在的问题，应该在发展中去促进技术的进步逐渐解决，而不是要等到技术成熟之后再来发展。
玻璃门后的利益
在苏维利看来，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除了上游制造业企业外，恐怕只有两种企业才可能继续投资电站。“一是有大把的资金，也不在乎短期盈利，能够承受几年赔本，只是为了行业地位和一些类似上网资源的战略投资者。他们可能认为从长期来看电力需求是增长的，限发也是暂时的，先把资源占据着再说，这样的公司是有的；第二种则是不把风电或光伏当作唯一业务，而只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亏得起或者不在乎这部分投资是否盈利的企业。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进入节能环保行业，清洁能源业务占据这些企业整个盘子的比例很小。”
作为国内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的较早提出者，苏维利接到了许多邀请，希望他能够参与一些光伏电站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设计，但他都一概回绝了。
苏维利认为，只有在明确前述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光伏电站的资产价值才能够评估，投资光伏电站的商业逻辑才能够成立，也才有被资产证券化的可能。“如果这些政策不明朗，光伏电站投资在中国就有可能变成公益事业。而公益业是不管赚钱不赚钱的，比如修建道路，有些路是必须要修的，因为人要走路。”
此前，有许多市场分析人士预计，2013 年全国“两会”之后，关于光伏发电市场的政策会明朗化。但“两会”结束至今已两个月，除了关于《意见稿》的争议尚未消失外，光伏行业似乎一下子变得冷清了起来。多位接受《太阳能发电》杂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今年10GW 的规划目标，由这样的等待和观望来看，已很难完成。
政策的难产，在前述能源专家看来，主要原因在于谁也不原意成为买单者。他认为，无论采用哪种补贴资金筹集模式，说到底都始终要有人出面为清洁能源的发展买单，无非是谁付出、谁受益而已。在他看来，无论是减排权交易，还是碳税，其中的买单者，可能更多的都是国企和央企。
而这，或许正是问题所在。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光伏制造业如果完全指望中国市场，是不可获得救赎的。由此，光伏行业的洗牌和资产重组，在2013 年可能会是一个主流，可能会有很多光伏制造资产以零成本或极低的成本被一些央企、国企吸收或并购。
一位较为悲观的光伏上市公司高管表示，今年，光伏行业的国进民退可能将是大趋势，谁能被央企或国资并购，谁就能够活下来。“也许，当民营企业退出这个行业后，这个行业才会真正好起来。”他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说。
不过，悲观者也有乐观的时候。苏维利就认为，只要解决了限发和补贴到位的问题，只需要给出一个电价下降的时间路线图，就可以让投资者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预期，并促使其根据路线图来进行技术革新、成本管理、资源配置等，就可能盘活整个中国光伏行业。
“不怕电价降，就怕不知道啥时候降。不怕不知道电价是多少，就怕不知道究竟会买我多少电。”在苏维利看来，只要政策和制度法制化、清晰化，中国光伏发电市场的健康发展就不是问题。
而如果一切都不可知、不可测，不知道政府哪天出政策，不知道补贴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样的环境必然让整个产业的发展乱套。“现在上游制造商都变成了下游投资者，大家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他们本来应该踏踏实实地去研究自己的制造技术，然后把一个个加工型企业升级成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什么SunPower 和First Solar的市值都很高？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技术。”苏维利说。
在他看来，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至今的核心问题，不是能否商业化的问题，而是政府准备通过政策协调社会整合多少资金为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买单的问题。他表示，如果不限发，如果补贴及时发放，电价低点其实关系不大，只要收益能覆盖财务成本，就一定会有不少资本愿意进入这个市场，而政府需要承担的成本其实可以很低。